后人评赞李光地

李氏

在略知李光地的生平事功之后，感到他的“生前身后事”似乎难以完全纳入上述三条。论政绩和政治思想，他是康熙帝中晚期领一代风骚的名臣，同代的大臣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他获得中国历史上十大名君圣主之一的康熙帝谥封“文贞”，但是他却未能获得后来的史学家的肯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光地堪称为走在同代人前头、在政绩和学术建树方面作出同代人难以媲美的建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所谓李光地的“三案”，纯属李光地的政敌和妒恨者对李光地的诬陷之不实之辞，应予以推翻，光地固有的高风亮节和高尚的人品。



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李光地的大量原著，发现李光地是一位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孟儒学、程朱理学、并表述了启蒙思想萌芽的大思想家。这是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相对于旧说而言，这又是一个创见。当然，真正的创见者，还是李光地。倘若不经过作者这一番研究、疏理和整合，李光地的创见也许会永远被淹没，甚至会失传。因此，作者之功不可没。



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又发现了一个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奥秘”：李光地有一度之所以被革去掌院学士职，成为康熙帝的疑忌打击的重点对象，之所以不让李回家为母守制致使李光地的政敌据此攻击李“贪位而忘亲”（“夺情”），都同“前此昆山徐尚书深妒榕村之进用，谗于圣祖”有重大关系。



作者通过历史考证发现：徐乾学系与李同榜进士，他考取一甲第三名，李考取二甲第二名。徐乾学颇受康熙帝重用，入主南书房，为康熙帝拟文稿、改文稿，并受命监察廷臣的动静，是康熙帝用以控制廷臣的鹰犬。徐乾学在出任刑部尚书之前，一直觊觎掌院学士职。他自视甚高，嫉贤妒能，不能容忍汉族文人中官职比他高的人，凡比他高者，他都设法把对方整倒。看到名次排在他后面的同榜进士李光地因平定闽乱有功先于自己擢升为内阁学士，他遂生妒恨之心，于是唆使陈梦雷编造谎言诋毁李光地“负友”、“卖友”。康熙帝虽不信，但由于徐乾学的党羽的交相传播，不明真相的人就信以为真。后来，由于李光地献策统一台湾有功，于康熙二十五年又被提升为掌院学士，对此，徐乾学及其他党羽更是妒火烧心。于是四出散播流言蜚语，对李光地的为人大加贬损。更有甚者，徐乾学借孝庄文皇后逝世之机，设下置李光地于死地的圈套与骗局。李光地本来决定迅速回京参加叩谒，可他在从安溪奔往福州的途中，却接连接到徐乾学的两封信，叫李光地不必急，迟到不要紧，徐乾学还带信给福州巡抚张仲举，嘱他设法拖延李光地的行程。同时，他又给他的同党熊赐瓒去信，叫他日夜兼程赶回京。结果，熊赐瓒比李光地提前五天至京。接着，徐乾学唆使熊瓒去进谗。熊对康熙帝说，他的哥哥熊赐履说李光地的书不通。康熙帝问：“书不通，人如何？”徐乘机进了许多谗言，其中最毒一条，是说李光地的本家“湖李家族有万人之众，李光地有霸王之志，其为人臣非其本志。”这就触痛了康熙帝的痛处。为了打击李光地，康熙帝首先拿光地的好友德格勒开刀，强迫他供出自己与李光地结党营私的事，想据此严惩李光地。



《传论》的作者正是从这个总体性视角的高度和深度来评价李光地在中国政治史上和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的。从总的方面看，李光地是站在新生事物一方的先进人物，是在摆脱“死的拉住活的”的历史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明末清初战乱不已，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则要求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同时，还要求革除清兵入关时所造成的“圈地”弊政，保留和发展比满清更为先进的汉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妨碍农业发展的水患，减轻人民的负担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要求放宽海禁，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开展正常的海上贸易活动；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李光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中，均有所反映。《传论》对这些也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介。此外，《传论》还评述了李光地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劝说康熙帝废除沿袭两千年的秦制酷刑，反对株连无辜，制止了“十家连坐之法”的颁行；协助康熙帝整饬吏治，革除卖官弊政（康熙二十八年他曾因反对卖官而被革职）、惩治贪官污吏；振兴教育，荐拔人才；更为重要的是，李光地劝说康熙帝把“道统”和“治统”结合起来，把传统的经学与性理之学合二而一，并奉旨编撰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著作，为清政府奠定了思想统治的重心，在落后民族入主的情况下廷续了中国传统文化。



《传论》据此认为，李光地上述的各种活动，对康熙年间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并为后来雍正、乾隆、嘉庆三世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雍正帝赞誉李光地为“昌时柱石”，并非溢美之辞。、



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的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进一步评论李光地，认为“李光地与康熙帝（晚年）的‘君臣际合’，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文化象征，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体现。



康熙时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除了玄烨个人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和颇为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具有治国安邦本领的杰出的知识分子充当了这位开明君主的股肱心旅膂。而辅助康熙帝达数十年之久的李光地，正是对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最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一。时代造就了康熙帝玄烨，也造就了作为“昌时柱石”、一代名相的李光地。



李光地是清代一位有争议的名臣大儒，由于长期被学者们所冷落，致使他的“生前身后事”鲜为国人所知。未知的领域，本来对求知者就具有吸引力。



     摘自《李光地传论》序



          作者：李鸿烈（原福建省社科院教授）